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应当是与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列的国家机构，同时都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对人大负责。
[20]调研组：《深圳市调研材料(2016.8.1—8.3)》。2.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8]放管服改革中，各地强化审批与服务事项的集中办理，提供便捷服务，降低企业和民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综合性不够，都只是着眼于某个领域的改革，比方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仍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重庆市与成都市重在城乡统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侧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使政府瘦身健体，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党和政府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战略目标出发，打消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必要担心，通过健全法律制度、[45]重点培育、[46]完善监管等措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积极作用，承接政府相应职能，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司其职、相融共生的良好局面。[41]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此外，市场监管理念也存在误区。
改革的这些举措旨在转变政府本位主义、家长主义下以秩序为先的行政管理理念，改变对商事主体自由缺乏尊重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15]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前端放活。在类型上，行业协会、商会偏多，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偏少，结构不平衡。[53] 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洛克通过自然法执行权来界定军事权的来源和本质。
同时，武力的内部运用也不能摄入典型的战争范畴。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明确了议会对军事事务的支配地位。如《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65a条规定联邦国防部长享有对武装部队的命令权和指挥权，而第115b条规定自防御状态公告时起，武装力量的命令和指挥权移转给联邦总理。但是，军事权与宪法的本质关联却并非由宪法典中军事权条款的最高效力位阶、特殊载体形式决定，而是取决于这项权力自身的主权性、政治性。
此外，宪法第130条规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有权（1）就军队的指挥作出决定。[5] 当然，军事权的政治性也暗示出它的危险性和宪法规范的必要性。
第四，非常状态下的武力启动。[40] （三）过程性控制原则 过程性控制强调通过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配合、分工、交涉来实现军事权的控制、问责。[4][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第四，为最高统帅权设置辅助机构。
很明显，契约论基础上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先在性的实体，而是建立在政治同意基础上的、为实现个体生存而设定的虚拟人格。因为在洛克看来，理性才是自由的基础，在人们达到这种成熟境界前必须通过一定的监护人代行意志、严加管教。第三，涉及武力运用问题的议会保留。当然，在这些抽象的制度原理背后，不同宪法上的军事权还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31]亨廷顿认为掌管社会暴力、维护集体安全的职责使军官秉持一种以人性恶为基础的、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哲学观。这种宪法授权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少数国家对它的具体范围、组织形式进行了立法保留。
（2）少数国家规定由最高统帅机关确定军队数额。在国家内部运用武力是宪法绝对禁止的情形，但在政府、公安力量无法维系国内秩序、遭遇武装叛乱等情形下，又不得不动用军队进行协助。
[19]该条规定总统以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为基础统率军队。（4）在遭受武装侵略的威胁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依法做出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战争状态的决定等等。由于组织方式、专业背景、负责对象的不同，代议机关、文职首长、军事机关在军事决策中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64][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四职权说是指在威胁面前国家对行使、放弃自卫权进行决定的战争决定权，由元首对战争敌对状态进行象征性宣示的宣战权，在国家内部整体性、全局性地实施战争决策的战争指挥权，以及由行政机关、武装力量分别对战争决策进行操作实施的军政、军令权。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们处于某种自然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
[36][美]米利特等：《美国军事史》，张淑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42]过程性控制更强调法律的程序价值，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
在戒除了身份继承、卖官鬻爵的宪法国家，这种身份差异指向由军事职业的思维方式、社会功能、道德伦理带来的差异。[21] （一）议会中心主义原则 所谓军事权的议会中心主义，就是将战争和平问题、军队规模与财政供给、军队组织形式、兵役制度、军事条约的签订等等的最终决策权都赋予代议机关。
五职权说是指落实主权意志、统帅本国武装力量作战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战争统帅权，为战争提供财力、物力支持的战争保障权，以及分别决定、宣布和结束战争状态的战争决定权、战争宣布权、战争结束决定和宣布权。随后，英国宪法发展背后折射出的法治、民主价值经由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得以升华、传播。
[27][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2）从军事权的实际运行角度，这能够实现武力的合法化、正当化，同时有效节制其运行。[59]在洛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单纯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意志、理解力对自然法内容深刻省思的结果。（三）宪法对不同军事职权的规范内容 1、对武力启动权的规范 第一，武力启动权的主体。
第三，强调交涉过程的全程性、经常性。例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条、《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5条、《波兰共和国宪法》第26条等。
（3）任命、提升军官以及解除军官的职务。[46] 四、宪法上军事权蕴含的内在原理 宪法上的军事权不仅是一系列规范、制度的集合体，同时也是宪法原理与军事问题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个体理性、社会契约论等哲学推论之上的。
第三，军事法律秩序的创制功能。各国宪法通常将它赋予在国家内部承担最高政治责任的文职政府首脑，主要包括总统、内阁总理等等。
其次，它们涉及与战争、军事相关的诸多宪法关系：（1）发动武力是一种国家主权性活动。以此为基础，霍布斯所默认的军事专制违背了社会契约的本意。总统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第16条规定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时总统得采取紧急措施。2、对最高统帅权的规范 第一，对最高统帅权的两种表述方式。
在责任制政府当中，由议会最终决策军事问题就意味着最高统帅必须就这些事项向议会负责、接受其监督。就极端情况而言，这还能维持地方利益的平衡、降低内战和武装颠覆的风险。
它是最高统帅权在战术、军事方面的自然延伸。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89条、《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7条等。
在此基础上，人们学会运用理性、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将个人的权利出让给国家，从而建立公共权威、结束自然状态。[3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
